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，正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 | 黎紫书 一席第893位讲者
黎紫书，马来西亚华语作家。
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，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，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。在面对困难，在面对困境，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，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，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，我觉得是很吓人的。
各位一席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黎紫书，来自马来西亚。很高兴有机会到一席的讲台来跟大家相会。可惜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不能够到现场去。此刻我人在美国巴尔的摩，我的家里。
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。我写小说已经二十多年了。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不容易，因为读者少，发表的机会也很少。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，主要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。
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故事。我的故事是关于一座平凡的城镇跟两个平凡不过的女人。
为什么是女人呢？这就要说到我最新的长篇小说《流俗地》，去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了。
这是一部群像小说，书里面写到的人物很多，其中六七成都是女性。这么多的女性，以至于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女性主义小说来看待。而对我自己而言，我本身就是一位女性，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女性的故事，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再说我本身就是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里面长大的。我母亲生了四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我就是老二。因为父亲常年都不在家，所以家里一屋子都是女性。我母亲娘家的姐妹也特别多，来往也比较密切。
到我上学了，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，班上全部都是女生。可以说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其实都是围绕着女性的。等到我想要以老家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时候，很自然地，随着情节的开展，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全都是我在生命当中看过的、接触过的，和我所认识的各种各样的女性。
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两位女性是我老家的两个长辈。她们一辈子都住在我的老家马来西亚怡保，几乎没有离开过。她们跟这座城镇的关系是如此不可分割，以至于我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要跟大家说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，抑或是一座城镇的故事。
先来介绍一下我说的这座城镇吧。怡保是我的老家，是马来西亚中部霹雳州的首府，据说是马来西亚的第四大都市人口聚集区。说它是一个城市，因为它以前也有过一段繁华岁月，曾经是以盛产锡矿闻名的。
可是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怡保的锡矿业已经没落了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怡保一直是一个破破落落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建设，没有什么发展。
里面的人的生活步调都是慢悠悠的，几十年如一日；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想往外面跑。
它是如此地破落，以至于我真的不好意思把它叫做一座城市，所以向来都把它叫做城镇，大概就跟中国大陆的小县城是一个意思吧。
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女人，就是我的母亲。
我的母亲她不是怡保人，她老家离怡保大概有40公里，是在郊外。她生长在一个橡胶之家，她自己、她父母，还有十多个兄弟姐妹，全部都是居住在橡胶林里的。
后来英国政府为了对付马共游击队，就把橡胶林的人家全部都赶出来，集中在一个地方，这种地方都叫做新村。在马来西亚，全国各地这种新村是相当多的，而且里头的居民基本上都是华人。
在我妈成长的那个新村，每一户人家的祖籍都是广西，每一户人家的营生都是跟橡胶有关的。你进到村子里面去，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广西话。
在那样的年代，我母亲是没有机会上学的。她很小就要像大人一样，一大早就要出门去割胶，中午之前一定要把胶汁收回来。她还有个责任，就是看管底下的弟弟妹妹。
到了母亲成年以后，她外出打工，帮补家用。那时候她是跟着工头走的，干的都是工地上的粗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她认识了一位从吉隆坡过来的建材供应商，英俊挺拔，衣冠楚楚。
接下来的故事就变得很老套了。我的母亲就被这位相貌堂堂、可是已经有了家室的男人迷得团团转，甚至为了他不惜与家人闹翻，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人走。
而这个男人却不敢把我母亲带到吉隆坡安置，就在怡保找地方租了一栋房子。就这样，我母亲住在怡保，生下了四个女儿，她就成为了一个怡保人，一生都被捆绑在怡保。
可当年在我母亲的眼中，怡保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。因为人生路不熟，她像是一个村姑一样来到了这个城市。她除了广西话以外，只能说一点广东话，一点点的华语，完全不懂得说国语，我们的国语是马来语，还有英语。
在城市生活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尤其她还是独自一个人。因为我父亲他家是在吉隆坡，事业也在吉隆坡，所以他只有每个星期六下午回来，星期一早上就走了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一直是一个胆子很小，很没有见识，有点无能，很胆怯、很自卑的妇人。
怎么说呢，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家里很穷，我父亲他嗜赌，经常把原来要给我们的家用都在赌桌上输光了，所以家里时常缺钱，总是欠着房东的钱，也欠着水电局的钱。于是经常有水电局的官员上门，要切断我们的水电。
那时候父亲总是不在。我记得每次只要有人在外面用马来语叫门，我母亲就很害怕很害怕。她一看外面的人是穿着制服的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们几个孩子全部都揽过来，慢慢地后退，退到房子后头的某一个角落，不作声，也叫我们不要出声，假装家里没人，好像这样子就能够逃过去。
那时候我的感觉是母亲很窝囊。我觉得母亲语言能力不好，不能沟通，而家里又实在是拿不出钱来。母亲又觉得，如果出门去应对的话，让邻居看在眼里，实在是让全家人都觉得很丢脸。
再说另外一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在我的脑海当中一直有很深刻的印象。那是我小学时候的事情。我是一个很孤僻、也不喜欢上学的孩子。我对小学的生活是没有什么记忆的。可是这一件事情我是特别有感受。
我们学校每年年中的时候有家长日，老师会请家长过来，谈一下学生的功课和表现。因为家长日一定是在平时的上学日，所以父亲是一定不在的，他只有周末才回来。家里只有母亲。
可是家里实在是离学校太远了，我上的学校离家超过十公里。加上我的两个妹妹还小，我母亲要照顾她们。所以我就是那个每个家长日都没有家长来见老师的学生。
每一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看着一个一个同学的家长进来，向老师鞠躬，老师就会把那个孩子叫过来，见过老师以后，家长就可以直接把孩子领走了。而我就只是坐在那边，看着别人的父母进来。
我经常看着门外那些白花花的阳光，每一年都在幻想，幻想母亲今年会不会给我一个惊喜：她会突然良心发现，她会突然出现在白花花的阳光当中，我母亲来了！每一年我都这样幻想，每一年这个幻想都没有成真。
就这样，小学六年过去了。其实上了中学以后学校还有家长日，也是每年都有，可是我就索性不跟我母亲说有家长日这回事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她是不会来的。
到了那时候，我可能也不想我母亲来了。因为中学的时候，我在学校是一个很酷的、特立独行的学生，在老师眼中、同学眼中，他们都觉得我酷死了。我其实心底里面多少是不太希望让我的老师、朋友和同学看见我有这样一个灰头土脸的、不知所措的母亲。
时光飞转，到了2016年，那年我得了一个奖，就是南洋华文文学奖。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奖，因为它本身有一种终身成就奖的意思，而且我是这个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，又是唯一的女作家，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光荣。而且它还会给一笔相当可观的奖金。
那是五六年前，我都四十多岁了。有了这笔奖金，突然我就豪情顿生，我想我要把妈妈带过去，让她看看我得奖的样子，看看我领奖时候的那种光荣。
那时候母亲接近八十岁了，她不是不想，不是不敢，只是她身体虚弱了，行动已经不太方便，很恋家，不太愿意出门。我看得出来她不是特别兴奋，可是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得奖，总是不能拒绝。结果她答应了。
就在安排行程的时候，我才突然发现了一个事情。我被这个事情吓到了，我在问自己：我出道二十几年了，之前年轻的时候也算是得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光荣的奖，可是为什么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过要把妈妈带过去看我领奖？
想起来这个事情后，我觉得很不合理，又特别地愧疚。我记得那个颁奖礼是在我们抵埠后的第二天下午举办的。我就跟母亲在酒店住了下来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对着镜子梳妆。而我的母亲早早就把衣服换了，她就坐在床沿上看着我打扮。
我记得我在梳妆镜里头看着自己在前景，而后景有母亲的身影。她一直在看着镜子里的我，然后突然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跟我真像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经常有人说我跟我妈长得很像，说我们两个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。每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当面评价的时候，我跟我妈妈就会互看一眼，非常不以为然。可是那一刻我想，是不是母亲终于承认了我跟她长得很像这个事情呢？
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母亲就接下去说话了，她说：“你只要决定了要干什么事情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都会一意孤行，自己硬走出一条路来。”
母亲说完这番话，我呆住了，我在想我明白母亲的意思。她这么说应该是想起来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，在毫无具体计划的情况之下，居然辞掉了一份看起来挺有前途的稳定的新闻工作。那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多年，有一天我突然决定放弃，从此成为了一名全职作家，这是非常没有保障的。
我承认这个事情我很任性，最后也总算是勉强走出来了一条路。可是母亲呢？我那一刻想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想起什么了？你一生是怎么样地一意孤行！你怎么样走出了一条路！
虽然我不动声色，可是心里面反应很大，对母亲的这番话我非常非常地不认同，激烈地在心里面跟母亲争辩。后来我在去那个颁奖礼的过程中，整个脑子都是争辩的声音。我就坐在那儿，一直在想着母亲那番话，心里就在跟自己说：没有！我才不像你！我就不要像你！
然后我发现了一个事实，就是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，我一生这么倔强，一生这么好胜、这么任性，经常都豁出去，正是因为我刻意要挑一条跟母亲相反的路，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，我不要像母亲那样活着。
而怎么样是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呢？
其实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勇敢的，有能力面对问题的，不会轻易相信男人的甜言蜜语，不会轻易爱上相貌漂亮的男性，遇到变坏的爱情能够有勇气撒手，也有能力从一个泥潭当中抽身出来、免得自己越陷越深的这样一个女性；遇到问题可以挺身而出，有能力解决的这样一个女性。这就是一个跟我母亲相反的人。
可是为什么，到了我都四十多岁的时候，我母亲跟我说，我跟她真像，说得好像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样？我坐在那个颁奖台下，在等着我的名字被喊起来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。
可是母亲说的这句“你跟我真像”像一个咒语一样，在那个回忆的隧道里面，我像是突然间推开了一道尘封的门，这道门让我进去了，我看到了我过去一直忽略掉的，或者是我故意没有想起来的种种回忆。
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我一直只用一个面向去看母亲，我只看到了她的一个面向。我一直都觉得，我母亲认为她自己一意孤行，她想起来的应该就是她当年不顾家里反对，硬是要跟我父亲走的这个事情吧。
可是她哪里走出了一条路来呢？她一生都陷入困境，主要就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，然后她就用一生的岁月、用她的青春去弥补这个错。
可是在那一刻，在我推开了那道记忆的门以后，我想起来了很多事情。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家里穷的时候，我母亲在照顾我们几个姐妹的同时，还要把外面的工作接回来做。
我想起来我母亲原来是当过很多孩子的保姆的。在照顾她自己四个孩子的时候，为了挣钱，还要把外面的孩子接回来照顾。我记得她照顾其他人的孩子比照顾我们更用心，因为她害怕不知道怎么向别人的父母交代。别人的孩子被蚊子叮出了疹子，她那个惊恐的样子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
我也想起来年少的时候，我深夜起来上厕所，正巧碰见我母亲醒过来，因为她照顾的那个小宝宝哭闹不停。我母亲爬起来，她非常疲劳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，在灯下抱着别人的孩子，一直在哄他，满脸倦容。
我年少的时候看到这一幕，在那种惨淡的灯光之下，我母亲的那一张倦脸，那么瘦的样子，简直就像鬼一样，憔悴不堪。我当时有一种被这一幕吓到的感觉，赶快逃回房间里去了，什么也不敢说。
我也想起来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，困难到已经没有地方住了，像母亲那么软弱的人，那么害怕出门的人，她在那个时期决定跳飞机，飞到台湾去打了两年的黑工，回来就成为了一个干干瘦瘦黑黑的妇人。
在那时候这些往事都涌上来了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我过去总是想，母亲最大的错误，她所受的苦，就在于她不肯、不愿意对一个男人放手。
可是在那一刻我才想明白了，母亲人生中这么多个难关，每一个难关都可以是她一走了之的理由，但她都没走，她没有放弃的不是男人，她没有放弃的是一个家庭，她没有放弃的是她的孩子。
对不起，说到母亲我就激动了……
那个下午，在喊我的名字叫我上去领奖之前，我突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不仅想通了母亲的事情，我也想通了自己。我明白了一个事情，明白了一个事实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，我每一次得奖，都没有想过要把母亲叫过去。
我突然明白了，我一直以来都是对母亲怀恨在心的。我对小学那六年，每一年家长日都等不到母亲来的那一种不甘、那一种憋屈怀恨在心。我不怪父亲，我反而是怪母亲，她是那个应该出现的人，但是她没来。
她当时不愿意分担我的苦恼，以后我成功了，我得奖了，我也不需要你来分享我的光荣。我觉得我有一种这样子的愤恨在里头。
那天下午我突然间想通了这些事情以后，在我心里面，我觉得自己跟母亲和解了，当然其实是跟自己和解了。
那一天以后，我感觉自己跟母亲的整个关系和感情都不一样了，可能母亲是不知道的，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我突然间觉得我有了一种力量，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、另外一个角度，去看向母亲这样一个人，或者其他普通的平凡的女人。
我要讲的另外一个女人也是母亲，是我朋友的母亲。我这个朋友是我小学同校的同学，不同班。但他跟我不一样，他是学校里的模范生，每一年都要上台去领奖。而我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，对周遭的事、周遭的人都不闻不问。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是不知道他的。
后来到我们长大了、到社会上混了以后，我们才在机缘巧合之下相逢。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当年是同学，甚至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得非常近，其实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人，可是一直都擦肩而过，从来不认识彼此。
长大以后，到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。我这个朋友，就称他为小戴吧，小戴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。他是一家国际银行的高管。他的奋斗故事也是非常精彩、非常励志的。可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并不是他的故事，我要讲的是他的母亲，我就叫她戴妈妈吧。
戴妈妈跟我妈妈一样，是很普通的女人，要是在怡保街头碰见她，你可能觉得她就是中下阶层的一个老妇人。
戴妈妈也是出身贫寒。百年前，她的母亲从老家被亲戚拐骗过来南洋。因为那时候大陆生活苦，很多人到南洋来谋生，她的亲戚就把她带过来。那时候说是要替她找个工作，可是却找了一户人家把她嫁掉了。
后来她生了几个孩子以后，她的丈夫告诉她说，他在中国大陆的老家已经有老婆孩子，而且很想念他们，他决定要回去看看他们。结果他一去就没有回头。
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老婆没办法，一个妇人要带着四个孩子，很苦。而且她还不识字，每天养猪、种菜，还要到深山里面去砍竹子交货。因为不识字的关系她经常被人欺骗，她就很愤恨。
于是她决定，就算是从牙缝里面挤，也要弄一些钱出来，让两个年纪最小的孩子上学去。因为这样，戴妈妈当时就有机会上学了。戴妈妈是一个很聪慧的孩子，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。可是中学毕业以后，家里实在没有办法让她再继续升学了。
而一个中学毕业的女生，穷人家，实在也是没有出路，她就只有待在家里替母亲做事，也在菜市场里摆摊子卖菜。结果一个大户人家的公子看上了她，就追求她，后来把她娶回家去。
这听起来好像是灰姑娘的故事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子的。戴妈妈嫁过去以后，过了几年的非人生活。因为那一户人家全家上下都不把她当人看，非常瞧不起她，把她当成佣人一样打打骂骂，不给她饭吃。
最苦的时候她甚至连卫生棉都没有。她被迫请求邻居带字条回去给她娘家的母亲，请求她母亲买一些卫生棉来给她。她甚至也不被允许回娘家去，所以在夫家的几年，她只回去过两次娘家。
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了。那时候小戴还是一个小孩子，还没上学，她就抱着小戴跑回娘家去，从此就跟夫家断绝了关系。她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大。这实在很苦。
她跟我母亲一样地苦。她要出来外面社会打工，找工作养大小戴。小戴偏偏身体又很弱，经常生病要找医生。小戴妈妈经常要去借钱，甚至在小戴雨天发病的时候，要背着小戴，套上雨衣去找医生。
你想想这个画面，拍成电影都要嫌它狗血，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子。戴妈妈一天要打三份工，先送小戴上学，然后她就去到办公楼，在人们还没上班之前，把整座办公楼打扫干净。接着她又跑去另外一家旅行社上班，当一个文员。等旅行社傍晚下班以后，她又去人家家里当补习老师，一家一家地上门去。
完成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了。她还要督促孩子做功课，替小戴补习。做完这些以后，她又要忙着准备第二天的早餐。做完这些她才能洗澡睡觉，每天就剩下三四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了。
这样子过了一年又一年，小戴中学毕业，他跟他母亲说，“妈，我要去日本读书，半工半读，自己打工挣学费”。他妈妈听了就说，我支持你。
她怎么支持呢？其实家里一分钱都没有。她就去找她的姐姐、姐夫借钱，筹到了一个学期的学费，还有一张飞去东京的单程机票，就把小戴送上了飞机。小戴走了之后，他母亲就瞒着孩子，连忙又找了另外一份工作，到餐馆里面洗碗盘，为的就是赶快挣钱还人家。
后来，小戴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。你会想，戴妈妈她应该是享福了吧？可是没有。我见到小戴母亲的时候，她都快七十岁了，她还在工作，还在给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东家打工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把她自己一生所有的价值，都建立在有没有工作、能不能挣钱这个事情上。我本来以为，她跟我妈不一样，她一直都在社会上打工，她见到的怡保的旧时光应该比我母亲要多。
可是我真的见到她，跟她交谈以后才发现，常年以来，她都是没有生活的；在她的字典里面没有“我”这个字。所以她对怡保知道的、了解的、感受的，甚至还不比我母亲。
就是这样的两个女人，就是这样的两个你在街上碰到都不觉得她们有什么特别的女人。而事实上，她们的人生说起来也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很平凡，没有干过什么伟大的、了不起的事情。
可是自从我跟我母亲和解以后，我觉得我能够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看起来微小的、普通的女性了。我如果把她们的人生故事适当地剪辑起来，把那些部分翔实地、适当地组合起来，你就会看到她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
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，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，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。在面对困难，在面对困境，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，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，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，我觉得是很吓人的。
而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，我写到老家怡保，写到这些女性，其实我并没有特地去美化她们。我只是想很翔实地用我的笔，用我心中的那把剪刀，把她们的人生剪辑起来、拼起来，让读者看到。
在这些平凡不过的女人的人生里头，如果你懂得挑的话，你就会挑到她最精华的那些部分，你就会发现她完全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，她不是她外表看起来的这样一个无力的、软弱的女性。
至于我自己，我觉得那天在新加坡的那家酒店里的那一刻是很重要的，那是我人生中或者是我创作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时刻。那个时刻就是，我用了大半生想要逃离，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，可是就像绕了一个大圈以后，我突然就在新加坡酒店的这张梳妆镜里面，跟母亲相遇，我们重叠了，我们看出了彼此之间的共性。
我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。因为在我讲这两个女人的故事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我真正要跟大家说的，是我自己的故事。
我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女人以外的女人。以前我可能会很愤恨，可是今天的我觉得很光荣，自己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。
谢谢大家。